2022年，制造业投资表现韧性十足，频频超出市场预期。在传统的制造业投资研究框架中，制造业投资是经济基本面的晴雨表，制造业投资的上行通常会受到多个基本面指标的驱动。从2022年经济基本面指标来看，价格、盈利、出口等指标表现均较弱，但制造业投资逆势上扬。1-12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9.1%，三年复合来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6%，显著高于其他固投的表现。当前制造业投资的驱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的支持正成为支撑制造业投资上行的核心动能。

展望2023年，产业政策、央行信贷与结构性工具、财政贴息仍会持续催化，制造业投资仍大有可为，预计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望达到10%左右。

第一，乘2022年技改东风，2023年各地接续推出新一轮技术改造行动方案，技改投资有望持续高增。从各地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来看，至少18个省市在报告中提到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聚焦产业基础再造、产业数字化、低碳化改造。

第二，央行将加大对制造业的信贷扶持，结构性政策持续精准发力。我国货币政策推出依然处于相对充足的空间，下一阶段信贷将继续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各类产业链层级的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工具，将是货币政策创新的战略重点。

第三，2023年财政加力提效，预计财政贴息规模相比2022年大幅提升，支持范围或有所扩容，支持更多产业升级需求的制造业企业进行设备更新与改造。相比于减税降费，财政贴息对经济的撬动作用更大，且精准性更强。

展望更长期，制造业投资的长期增速中枢将有所抬升。一则，外部来看，逆全球化趋势加强，供应链重点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二十大报告将“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构建自主可控的安全发展体系可能会带来更多资本开支。二则，内部来看，扩大内需战略正式落地，重点强调与供给侧优化有机结合。提高供给质量，一方面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产品，另一方面促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然，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三大挑战：产业升级、失业、以及来自美国和印度的竞争。在转型过程中，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是一个关键变量。未来，能源转型将是工业机器人最主要的增长点。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的垄断优势预期会持续扩大。由于机器和算法代替了大量人工，需要人动手操作的部分将越来越少。假如劳动力成本的因素不再重要，那么在哪里组装就无关紧要。企业自然就会选择市场规模大、营商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备的发达国家。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上升。印度尽管基建相对落后、劳动力市场僵化，但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口和最快的经济增长前景，对中国制造的替代性在增强。

➤机器替代尚未造成社会问题

发展中国家集中在图中左下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主要是东盟和金砖五国。中国在这个集群中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制造业工资仍然低于南非，但是和越南、印度等国相比，已不再有优势了。2021年，中国制造业的年均工资为1.4万美元（约10万元人民币），是越南的4倍。欧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集中在图的右上方，他们制造业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发展中国家的4-6倍。其中，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最高，是法国和意大利的两倍。在相似的生产力水平下，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工资最低，约为澳大利亚的2/3。澳大利亚为资源出口型国家，劳动力集中在服务业，导致制造业工人不足，工资水平从2012年后就在发达工业国中名列前茅，竞争力最弱。

制造业升级意味着减员增效。应用工业机器人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中国的人工成本持续上升，但机器人价格越来越低。根据麦肯锡的测算，过去30年，全球机器人的实际价格下降了一半。尽管对于许多中小型企业，机器人的初始投资过高，且灵活性比不上人工。但对于规模化生产的企业，用工业机器人替代部分工人成为现实的选择。中国从2016年起，对机器人的采购和应用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补贴。此外，工业机器人将会帮助提升产品质量和精确度，推高制造业附加值。2021年，中国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为4万美元，只有美国的1/4，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的1/3。这意味着中国大部分的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的中下环节，有巨大提升空间。

对于机器替代可能造成的失业问题，政策上尚未反映。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并未出现所谓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尽管制造业的机器替代加速，但服务业的扩张速度远超制造业，吸纳了大量产业工人。事实上，制造业经常面对的是高峰期用工不足的局面，因为服务业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和灵活就业的选择，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工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算，2021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4亿，比2012年减少了13%（2230万人），而同期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为3.6亿，增长32%（8500万人）。但在未来几年，服务业增长受消费和房地产拖累，难以持续提供如此庞大的低技能工作岗位。中西部许多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箱包和日用品制造仍然在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机器替代将冲击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需要向中低收入工人倾斜，包括提供转业培训、发展当地服务业和电商，提供社保和失业补贴。

➤制造业升级和技术依赖

没有哪个指标比工业机器人更能说明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1年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台/每万人）最高的国家是韩国、新加坡和日本。中国尽管总量上仍有差距，但过去几年增速最快，2018-2021年均装机增速超过30%。2021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新安装量达26.8万台，为全球最高。按照工信部的“十四五”规划，2025年工业机器人密度将达500台/万人，超过现在的日本。

未来，能源转型将是工业机器人最主要的增长点。中国在新能源车产业链的优势较为突出。2022年，中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新能源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比重）为28%，但计划在2035年将其提升至50%。美国目前渗透率为13%，目标也是2035年达到50%。而欧盟较为激进，尽管目前的渗透率只有22%，但准备在2035年提升至100%，停售所有燃油车和混合动力汽车。2022年中国新能源车产量为706万辆，占全球的2/3。

新能源车产业链的自动化程度比传统燃油车高的多。生产线的改造和扩张意味着对工业机器人的巨大需求。2021年，中国新能源车产量已经超过世界的一半，是美国的5倍，欧洲的4倍。上游锂电池生产尤其要求规模化和标准化，无论是叠片、焊接、封装，还是后端检测和组装都设计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目前，中国的锂电池产量占全球的3/4。MIR DATABANK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锂电池行业工业机器人销量超2万台，同比增长134%。

尽管中国拥有最庞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但是依赖国外的技术。新能源汽车行业以多关节机器人为主，上游的核心高端零部件尤其依赖进口。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1年中国的新安装机器人有一半来自日本（按进口金额计算）。当前工业机器人的本体制造由四大制造商垄断，分别为ABB（瑞士）、安川（日本）、库卡（德国）和发那科（日本）。四大制造商仍然看好中国的增长潜力，在国内都有生产基地，主要服务中国本土市场。2022年底，ABB在上海的超级工厂投产，是其全球三大生产基地之一（另外两家分别在瑞典和美国，分别服务欧美客户）。安川在中国的工厂位于常州，是安川集团在日本以外唯一的海外机器人工厂。库卡的工厂建在顺德。发那科在2021年在上海增设三期项目，将于2023年投产，是继日本总部之外，全球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基地。

➤来自美国和印度的竞争

印度制造已经给中国产业链带来压力。疫情后，供应链分流，出现更多的“服务当地市场”的倾向。日本马扎克是全球最大的机床厂，在印度的新厂将于3月开工。上一次马扎克海外建厂，还是2013年在大连，再之前是1999年在宁夏建厂。印度新工厂以为这原本出口到印度的机床将部分被本地产能替代。而类似的产业链分流已不再罕见。富士康在印度持续扩产，中国的智能手机品牌如小米、VIVO和OPPO，以及家电行业的美的、海尔、TCL等等纷纷在印度建厂。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成长型经济体。2022年，印度新车销量为470万辆，根据印度汽车制造商协会，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根据印度汽车经销商协会联合会（FADA）的数据，2022年印度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16%达到343万辆，创历史高位。相比之下，中国的汽车销量仅增长2.2%。印度的智能手机市场表现和好于中国。根据IDC的数据，2022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2.86亿台，同比下降13%，创有史以来最大降幅，而印度同期的降幅为6%。

中国由于老龄化和房地产减速，消费增长空间下降了。这也就意味着面向中国本土消费者的投资将更多考虑细分市场或高端市场，面向大众市场的投资将会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根据联合国数据，2022年中国中位数年龄为38岁，而印度仅为29岁。中国人口下降89万，而印度人口上升了1145万（联合国数据），代替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基建、工人素质、产业链和产业政策上，印度尚未对中国造成实质上的威胁。然而，基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前景的预期，印度的投资前景在改善。

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转站，前景也不乐观。美国一直在尝试吸引制造业回流，以降低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目前产业链流动的趋势，尽管尚未撼动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国际地位，然而却出现了几个对美国有利的因素：中国工人工资上涨、全球能源成本上升（美国是能源自给自足的国家，成本可控）、高科技产业链脱钩（企业需要将至少部分生产线移出中国以规避风险）。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电子和汽车产业已经高度依赖机器人制造，需要人动手操作的部分越来越少。假如劳动力成本的因素不再重要，那么在哪里组装就无关紧要。企业自然就会倾向于市场规模大、营商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

因此，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份额可能会下降。但这并不是个单纯的坏消息。产业升级意味自动化、智能化和规模生产，从而带动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即“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制造业所需工人数量减少，收入分配将进一步从工人转移到资本所有者。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普通劳动者未来的收入增长将不能再依赖制造业，而要全面转向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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