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在八月高通就公布了自己的裁员计划，但是没人想到这股风很快会吹到国内。根据目前所得到的消息称，高通位于中国上海的研发中心已经开启了裁员，最坏的结果是直接裁掉整个上海研发中心。高通在国内有北京和上海两个研发中心，其中上海主要是研发无线相关业务。如果高通上海研发中心真的大裁员甚至砍掉整个研发中心，这实际上说明了以前躺着就可以挣钱的高通，现在的确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CDMA成为全球标准

说高通，那就绕不过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码分多址）。因为从某种程度看，高通正是在这个技术的“帮助”下，才有今天在通信世界的地位。当然，也是在高通的推动下，这个溯源于好莱坞影星海蒂·拉玛拥有专利的码分多址技术，才从默默无名走向了国际标准，并成为后面的3G、4G通信的关键支柱。而这一切都得从1985年的夏天说起。

三十二年前，前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艾文·雅各布博士刚从自己创立的第一家公司Linkabit退休。赋闲三个月之后，耐不住寂寞的艾文·雅各布和Linkabit的六位同事创立了一家新公司。因为雅各布博士本人一直从事的都是通信相关的工作，新公司同样也是瞄准这个方向。而公司的宗旨也被定为“Quality Communications(高质量通信)”，每个单词取前四个字母组合成公司名，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高通（Qualcomm）。

成立初期的高通，做的是卫星系统移动通讯的解决方案。在一次拜访客户开车回家的途中，艾文·雅各布博士还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深厚的通信技术背景把他导向了最好的选择——CDMA。由于当时的客户美国休斯飞机公司停止了在这方面的研究，高通也特别小，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开发CDMA。面临生存压力的高通就把项目变成了OmniTRACS®，一个利用卫星帮助长途卡车实现与总部之间通讯及定位的工程，以便于管理这些卡车的物流传输。

到了1988年10月份，凭借这个项目签下了大单的高通终于又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CDMA的开发中去。但CDMA从诞生开始，就面对了一个劲敌——TDMA（时分多址技术）——这个技术在1989年1月已经被业界认可，欧盟也部署了基于TDMA技术的GSM，刚诞生的高通想突出重围就显得困难重重。

艾文·雅各布博士回忆起这段经历也承认，在高通之前，也曾经有人考虑过CDMA，但是当时觉得这个技术在部署之前肯定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研究，再加上其他困难，这就使得CDMA备受冷落，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高通介入。高通非常重视这个技术，因为“CDMA系统在频谱的利用上有较大优势，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频谱资源，其实质就是可以支持更多的用户使用，拥有很大的商业价值”，艾文·雅各布博士强调。有了目标、人力和资金，高通全身心投入到了CDMA的研发和推广中去。

1989年，CDMA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演练。在当年的春季，高通还和旧金山太平洋电话公司达成了演示CDMA技术的协议，在约定期限的后期，高通的技术团队还在做最后调试。在他们的夜以继日攻关下，艾文·雅各布终于收到了工程师发送的“thumbs up”，正是这份协议让他们取得了百万美元的合约。1993年，高通向业界证明了CDMA能够提供TCP/IP协议服务，这让他成为了手机移动网络的早期推动者。

舍弃手机和系统设备业务，专注专利授权与半导体业务

CDMA的性能得到证明之后，在全球的发展态势也非常良好，对于高通来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推动产业界发展，带动自己的业务更上一层楼，那就需要有英明领导人、有睿智的抉择：选择对的离成功更进一步；选择错的会陷入万劫不复。高通幸运地成为前者。当中的关键与高通舍弃手机和系统设备业务、聚焦新的经营模式密切相关。

前面提到，正是在高通软硬件相辅相成之下，CDMA才得以在全球获得认可。但获得了市场的认同之后，这种策略似乎有有了新的瓶颈——那些获得了高通授权的手机厂商和设备厂商都会顾虑来自也做基站设备和手机的高通的竞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高通毅然决然的做了减法。

1999年，高通分别出售了手机业务和系统设备业务，从此专注于技术的研发演进、半导体芯片的研究，以及软件的进步等。经历了大刀阔斧改革的高通，以全新形象迈向了新世纪。用艾文·雅各布的话来说，新世纪的高通将会更加聚焦于把业界更多的公司拉入到整个生态系统中来，让CDMA取得更大的成功，高通也逐渐形成了技术许可（QTL）和半导体芯片（QCT）两大业务。对高通而言，这个“减法”也让他们的人力物力更专注，公司行进得更迅速。

二次冲击服务器市场

高通公司CEO克里斯蒂亚诺·安蒙(Cristiano Amon)正试图将公司转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半导体供应商，而不只是智能手机芯片的顶级制造商。于是，他再次看上了利润丰厚的服务器芯片市场。

知情人士称，高通正尝试再次进军服务器处理器市场，押注公司可以利用这个规模达280亿美元(约合1900亿元)的行业，降低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根据高通上一财年的财报数据，手机芯片占据了高通营收的半壁江山，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许可业务(19%)。

但是这一次，高通的底子更厚了。高通收购了芯片创业公司Nuvia。知情人士透露，高通正为Nuvia的一款产品寻找客户。亚马逊旗下云计算业务AWS是全球最大服务器芯片买家之一，已经同意研究高通所提供芯片产品的性能。

这已经不是高通第一次寻求杀入服务器芯片市场了。四年前，高通就曾努力为数据中心服务器开发处理器，打破英特尔对这个利润丰厚市场的垄断。

当时，高通的服务器芯片部门一直在设法将ARM的技术引入服务器核心芯片市场。ARM是英特尔在半导体设计领域仅有的竞争对手之一，其架构主要用于智能手机等能耗较低的产品。

有意思的是，时任高通总裁的安蒙曾否认放弃服务器芯片业务。当时，安蒙恰好负责高通服务器芯片部门。他当时表示，高通没有计划放弃数据中心目标，尽管会裁员，但服务器芯片部门会正常运转。这为他二次进军服务器业务埋下了伏笔。

这一次，高通拥有了Nuvia，后者配备了来自苹果等公司的芯片设计师。安蒙在2021年以大约1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Nuvia。他表示，Nuvia将有助于重振高通为智能手机和PC开发的高端芯片产品。但是，Nuvia成立时是一家服务器行业的技术供应商。

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曼迪普·辛格(Mandeep Singh)指出，仅数据中心处理器每年就能创造280亿美元的收入。“高通重新进入ARM服务器市场，扩大了它在半导体行业最热门领域的覆盖面。”辛格在周四的一份报告中称。

移动芯片稳定格局被打破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移动端处理器市场的格局其实是非常稳定的。高端旗舰产品用高通骁龙处理器，中端大众产品用联发科天玑处理器，苹果手机用自研A系列处理器，华为手机用海思麒麟处理器，至于百元级别的山寨手机/平板则普遍采用其他国产廉价芯片。

有趣的是，这个曾经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市场格局，如今却因为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被彻底打破。尤其是在高端手机芯片市场，有的厂商选择另辟蹊径、有的厂商只能黯然退出，有的厂商却乘着5G时代的东风快速崛起，高通“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然发生改变。

近日，知名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联发科以42%的市场份额领跑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至于高通则是排名第二，份额占比达到36%。从调研机构的报告中能看出来，联发科天玑移动芯片已经连续八个季度赢得全球和中国智能手机芯片市场份额第一，颇有一种即将成王的味道。

更多竞争者出现

高通裁员本不算是一个意外的事情，高通2023财年第三财季财务的确很不好看，收入和利润双双大跌，高通CEO也缺人确认高通将进一步削减成本，而裁员显然是必要措施之一。而且高通在上一个财季用于裁员的补偿金，超过了两亿美元，甚至在美国总部都裁掉了400人以上。另外像高通位于中国台湾的分公司也计划在10月裁员200人左右，同时还计划实施了无年度调薪、分红打七折的节流方案。

至于国内，之前有传闻说高通计划裁员40%以上，现在看来高通的确已经在着手实施了。不过高通现在的处境也的确容易分析，高通主要收入来源为智能手机芯片的销售，但由于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持续下滑，加上对手联发科一直在中高端挑战高通的地位，所以高通的营收和净利润均显著下滑，这样裁员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华为麒麟芯片的回归对于高通也是一个暴击，尽管现在还没有人能确认麒麟9000S芯片到底是由代工生产的，但对于高通来说，如果华为麒麟9000S芯片能持续量产，那么华为将不再依赖高通。要知道华为自受制裁以后，几乎所有的手机都采用了高通的4G芯片，2022年华为从高通进口了超两千万颗芯片，而在2023年则超过了4000万颗芯片，可以说华为也是高通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根据最新的分析，如果华为麒麟芯片能继续量产，那么到了2024年，高通从华为这里获得的订单将降至为零。更关键的是，谁也不知道受华为的影响，会不会有更多手机厂商开始放弃高通，毕竟高通芯片的价格通常来说也是最贵的，无论是自研芯片还是转向联发科，都是手机厂商可有的选择。中国市场占高通收入的60%，但高通长期被诟病为芯片贵以及可定制化能力差，以前是大家没得选，而现在手机终端厂商显然有更多和高通斡旋的余地。